栏目: 艺海趣闻     |      作者:佚名


在插画家伊夫·波利创作的明信片上,蒙娜丽莎于1913年12月得意洋洋地来到米兰,达·芬奇作为车夫,痛苦不已。


      在1900年,《蒙娜丽莎》还远不如现在有名,只有不多的精英分子才对“她”有所了解。《蒙娜丽莎》怎样才能使千百万不知道她神秘的微笑、几乎没有听说过文艺复兴、甚至不知列昂纳多·达·芬奇的人认识它呢?还需要有一件惊人的、有新闻价值的事件。1911年8月21日清晨,一位30岁的意大利人,卢浮宫油漆匠温琴佐·佩鲁贾为这幅油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那天是星期一闭馆日。佩鲁贾把《蒙娜丽莎》从意大利画框中取下来,卷起来藏在衣服下面,逃之夭夭。

    卢浮宫上下对《蒙娜丽莎》失窃倍感震惊,决定闭馆一周。政府解雇了卢浮宫馆长狄奥菲尔·奥莫勒和警卫长,惩罚了所有警卫。一位干过保安和警察的行政官员取代了奥莫勒的位置。

    新闻界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题材。在意大利,对失窃案的报道铺天盖地,正如一些爱国人士所言,“它毕竟是我们的画”。《星期日邮报》在9月3日-10日那期头版上登了一幅画,占据整页版面,画上有两个梁上君子正在盗窃《蒙娜丽莎》,上面写着“如何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”。

    号称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《巴黎人报》在8月23日那期登了《蒙娜丽莎》巨大画像,上面印着头号大标题“佐贡达夫人逃离卢浮宫”,标题下是讽刺性的评论“……我们还有画框”。这篇文章连同第二页的特写告诉人们,《蒙娜丽莎》的失窃是个悲剧性的损失:“事实是,历史上再没有比《蒙娜丽莎》更完美的画了。”

    各家报纸大肆鼓吹画的重要地位,又纷纷猜测起来:这个神秘的窃贼是有着强烈占有欲的艺术爱好者呢,还是迷恋《蒙娜丽莎》的狂热分子?抑或是位遁世而又古怪的百万富翁?当然我们还要谴责一些人,卢浮宫及其不完善的安全措施是难辞其咎的。诗人纪尧姆·阿波里奈也加入到谴责者的行列中,他带着侮辱性的口吻说道:“卢浮宫比任何一家西班牙博物馆都不安全。”

    几家报纸对失窃案连续报道了将近三周,几乎每天都会在头版刊登佐贡达夫人(即《蒙娜丽莎》原型)——的画像。社会各阶层都被报道所吸引,也很快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有了一定了解。瓦萨里写的趣闻轶事不断见诸报端,包括列昂纳多作画时,艺人或弹或唱,努力让她笑起来的故事。《巴黎人报》编造故事,比如说卢浮宫破例允许著名诗人、剧作家缪塞单独与《蒙娜丽莎》呆了一夜,实现了他多年梦想。

    8月30日,卢浮宫重新开馆,人们涌入卢浮宫,注视着那面空荡荡的墙壁和曾挂着《蒙娜丽莎》的钩子,表达自己的悲哀,仿佛一位备受爱戴的名人死了。参观人数大大超过以前。小贩们脸上挂着并不神秘的微笑,叫卖《蒙娜丽莎》的明信片和复制品,生意兴隆。

    记者们着实忙活了好一阵子。人们发现,著名诗人阿波里奈曾试图通过一家报社归还1911年5月从卢浮宫偷出的两尊腓尼基雕塑。《蒙娜丽莎》会不会也是他偷的呢?后来人们得知那两尊雕塑是他的一个朋友偷的。这位朋友把雕塑偷出来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胆量,后来他把雕塑送给了阿波里奈。诗人开始并不同意,甚至有些恼怒,但最终还是收下了雕塑。当《蒙娜丽莎》被窃时,诗人心里惴惴不安,还曾考虑过把雕塑扔进塞纳河里;后来在毕加索的劝告下,他决定归还雕塑。警察为此把他逮了起来,在监狱里拘留了几天,后来就放了。出狱后在去参加庆祝会的路上,他顺便探访了《巴黎日报》社,交给他们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我的牢狱生活》。

    大众文化对失窃案的炒作到了极点。卢浮宫的保安系统经常在歌曲、明信片、卡巴莱歌舞表演(即酒店里的歌舞表演)和杂耍表演中受到嘲弄。在巴黎最受欢迎的奥林匹亚剧院里,喜剧演员向观众表演一出讽刺剧:卢浮宫一名警卫正在给一尊价值连城的雕塑清扫灰尘。他一不小心把雕塑碰到了地上,雕塑被摔得粉碎。他却若无其事地把碎片清理掉,结果又笨手笨脚地碰落了更多雕塑和画像。警卫的一些朋友纷纷找他“借用”卢浮宫里的艺术品装饰自己的家。警卫还向游客兜售宫里的艺术品,“牟利罗的画怎么样?你喜欢伦勃朗的作品呢,还是拉斐尔的作品?”

    讽刺性明信片也很快出现在市场上。在一张明信片上,一名窃贼带着画像逃之夭夭,警卫却酣然入睡。还有一张明信片,蒙娜丽莎咧着嘴笑,旁边写着:“我真高兴,400年后我终于自由了。”米兰的一张明信片上,蒙娜丽莎翘着鼻子以示嘲弄,飞快跑掉了。

    失窃案后不到两个星期,一部关于失窃案的幽默短片被搬上奥姆涅佩兹电影院的大银幕。9月10日那天看电影的观众中有弗朗克·卡夫卡和马克斯·布罗,他俩在前一天参观了卢浮宫那面空墙。影片名字是《尼克·温特与〈佐贡达夫人〉被盗》,只有5分钟,但卡夫卡觉得影片很有趣。他们向我们描述了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:“故事发生在卢浮宫里。里面的一切东西都仿造得惟妙惟肖,包括其中的画和雕塑,还有画廊中间悬挂《蒙娜丽莎》的3个钩子。一个滑稽的侦探被请去侦破此案;一个鞋扣提供了错误的线索,把他给误导了;侦探假装成擦鞋匠,强迫来往路人到他那里擦鞋。结果克鲁莫勒被警察逮了起来(克鲁莫勒当然就是卢浮宫馆长奥莫勒),因为那个鞋扣是他掉的。接着故事发展到高潮:当人们在卢浮宫里跑来跑去的时候,窃贼却挟着《佐贡达夫人》回来了,他把它放回原处,接着取走了一幅委拉斯盖兹的画,他的一举一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。最后,人们在《蒙娜丽莎》上发现了窃贼留下的笔迹:“对不起,都怪我视力不好。我想要的是旁边那幅画。”

    人们很快就听到了讽刺盗窃案的卡巴莱歌曲。这些歌曲通常以旧曲谱新词,大多数轻快诙谐,充满讽刺意味。歌里的蒙娜丽莎通常是个爱玩的女孩,她在卢浮宫里有些烦闷。在一首歌中,她出现在一个下等酒吧间里,满口巴黎黑话,意思大致是:“嗨,伙计,亲我一口吧,我不会反感。我已经对那个宫殿厌烦透顶。有一天晚上,警卫喊道‘要关门了’,我说‘操你妈的’,然后就跑出来了。”

    并非所有对失窃案的反应都充满喜剧色彩。8月23日,极端民主主义者和反犹太人的“法兰西运动”党一开始就把怒火发泄到卢浮宫馆长奥莫勒身上,说他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——言外之意说他亲犹太人,还抨击他的助手贝内迪特说:“凑巧的是,他是犹太人。”第二天,要求奥莫勒辞职的大字标题更咄咄逼人:“他是所有国家博物馆里的犹太化组织的头子”。一天后,编辑列奥·都德在题为《犹太化了的卢浮宫》的评论中,叫嚣道:整个艺术界都被控制在犹太人手中。到第四天,“法兰西运动”中的艺术评论家路易·迪米耶声称:松懈的保安措施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主价值观作用的结果,对此他表示强烈的不满。如果卢浮宫向所有人都开放的话,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?如果让犹太人来管理卢浮宫,就像犹太人管理我们国家一样,那会有什么好结果呢?

    这时候,《蒙娜丽莎》正放在佩鲁贾住处炉子下面的箱子里。1912年,佩鲁贾去伦敦找艺术品商人约瑟夫·杜维恩,商量把画卖给他,而他并没带《蒙娜丽莎》。杜维恩觉得他是骗子,把他轰走了。

    到1913年底,大多数人差不多就要把《蒙娜丽莎》忘掉了。但失而复得的消息又让她热了起来。整个过程很有戏剧性。1913年11月29日,佛罗伦萨古董商阿尔弗雷德·热里收到一封署名“列昂纳多”的信,作者声称要把画“归还”意大利,换取5万里拉支付他的“费用”。“列昂纳多”暗示他是受爱国心的驱使,产生了归还被外人盗走的意大利国宝的愿望。在美术馆馆长科拉多·里奇和乌菲齐美术馆馆长乔瓦尼·波吉的支持下,杰里回答说他想看一下这幅画。“列昂纳多”也就是温琴佐·佩鲁贾,表示同意,接着就带着装有《蒙娜丽莎》的箱子,乘火车离开了巴黎。他于12月12日到达佛罗伦萨,下榻在的黎波里-意大利酒店。在酒店里,杰里和波吉检查了画的背面,并找到了正确的卢浮宫编号。他们说服佩鲁贾,允许他们把画带到乌菲齐作进一步检查。在乌菲齐美术馆,杰里和波吉两人对照着手上原件的照片,检查了画上的龟裂纹——即颜料上的裂纹,这可以作为年代久远的画作的“指印”来鉴别真伪。他们非常高兴,因为手中拿的正是真品,他们说服佩鲁贾回酒店等候奖金,然后就报了警。

    随之而来的报道铺天盖地,人们又想起了1911年那些报道和趣闻。意大利政府不顾人民的呼声,很快就与法国达成友好协议,把画归还给法国,法国因而同意,在《蒙娜丽莎》回到巴黎之前,可以在佛罗伦萨、罗马和米兰展出。

    正如失窃案使巴黎人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好的画一样,画的失而复得也使意大利人对“他们的”《蒙娜丽莎》倍感骄傲。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乌菲齐美术馆观看这幅画,一些人眼里还噙着泪水。

    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,《蒙娜丽莎》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,准备正式移交给法国当局。她(人们一直用“她”,而不用“它”)被放在特制的箱子里,像个王后一样,前面还有仪仗队引路。沿路每靠一站,都会有便衣特工围在火车周围。在罗马,官员们在火车站迎接她,把她带到教育部长那里。随后国王维克托·伊曼纽尔三世和一批官员接见了她。在一个非公开仪式上,意大利外交部长将她转交给法国大使。卢浮宫馆长在现场鉴别画的真伪。两国官员也纷纷发表演讲,盛赞两国友谊(而法国和意大利当时分属于两个对立的势力集团,都想当欧洲老大)。

    该画于12月31日到达巴黎。人们聚集在火车站,盼望能一睹芳容。1914年1月4日上午,她被送还给卢浮宫沙龙艺术展览厅。那个星期天巴黎人排起长队买票欣赏“他们的”《蒙娜丽莎》。著名小说家科莱特在《晨报》的专栏里描绘了当时的情景。科莱特写道,要见《蒙娜丽莎》并不容易。大多数参观者都“全副武装”,带着照相设备。在参观过程中镁光灯不停地闪烁,还有人漫不经心地说:“‘你知道她的下唇是有多丰满吗?’‘我知道。但你看:她右手没有左手画得好!’他们发现了她,创造了她……他们喜欢她不单单是因为她的容貌和独特特点——她近乎完美,只是脸上缺少眉毛,而这只是人们想象的缺点。”

    《蒙娜丽莎》重新获得的名声使窃贼也沾了光。温琴佐·佩鲁贾家喻户晓。不过在新闻界眼里,佩鲁贾令人失望。他不是通俗小说里老练的国际艺术品大盗,显然他只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,甚至连犯罪记录也微不足道。有一次,他抢劫一个妓女,而那个妓女拼命地反抗,直到最后也没能得逞(他只有5英尺3英寸高),后来他被警察逮了起来,关了一星期。

    佩鲁贾在意大利受审时,极力强调他做的一切都是源于爱国热情,他看到那么多意大利艺术品落入外人之手,心里很不舒服。起初,他想偷曼特尼亚的《战神与维纳斯》,因为他在卢浮宫听到一些参观者对此画大加赞赏。后来,他又听到一些人喜欢《蒙娜丽莎》,并且发现《蒙娜丽莎》比其它画要小得多,可以藏在衣服下面,因此就把目标锁定在《蒙娜丽莎》。

    佩鲁贾的辩护律师十分机智地辩护说,事实上大家都没有损失什么。各家报社和明信片小贩增加了销量。卢浮宫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。画的归还也缓和了法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原本紧张的外交关系。古董商阿尔弗雷德·杰里在归还《蒙娜丽莎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因而得到了卢浮宫朋友协会许诺的2万5千法郎的奖金,与此同时,该协会的会员也成倍增加。于是,佩鲁贾被宽大处理。起诉人要求判他3年,而法院只判了他12个半月。

    法国街头歌曲产业又以飞快的速度转向《蒙娜丽莎》。一系列新的趣味明信片也纷纷上市:蒙娜丽莎来到巴黎车站,请求司机送她回卢浮宫;蒙娜丽莎离开米兰(出现在一张为贡德朗货运公司做广告的意大利明信片上);蒙娜丽莎手里抱着一个婴儿,身后站着一位英俊的意大利人(微笑的谜团揭开了);蒙娜丽莎咧着嘴笑,明显能看出她已经怀孕,旁边写着“怀孕的乔康达”。

    (摘编自《蒙娜丽莎微笑五百年》[英]唐纳德·萨松著周元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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